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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實踐新論】讀懂中國道路,關鍵在于讀懂駕馭資本的現代性邏輯

                        2021年01月20日 09:44 來源: 光明網

                        編者按:為進一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央網信辦與光明日報社共同組織“實踐新論”網上理論傳播專欄,解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敬請關注。

                        1978年以來,我們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道路)。中國崛起和中國道路是這一時期的最大奇跡和最重要的全球變革,也被廣泛視為最為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中國道路既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又擔負著為人類社會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的時代使命,其世界意義越來越得到彰顯。對于中國學者而言,闡釋好中國道路的歷史淵源、現實邏輯和未來走向,用中國特色學術話語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馬克思將資本(或以資本為核心的生產)標示為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征。一部資本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就是現代性生成和發展的歷史。中國道路一方面承認和利用“資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防控和駕馭資本,以服務于社會主義和人的發展,以一種“揚棄”的方式,超越了資本現代性邏輯,形成了一條成功的社會主義現代性道路。讀懂中國道路,關鍵是讀懂其駕馭資本的現代性邏輯。

                        駕馭資本:利用資本與規制資本并舉

                        中國道路的起點和顯著特征是改革開放。改革的核心就是實現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開放的關鍵就是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特別是資本全球化過程中去。總體說來,“駕馭資本”是中國道路的顯著特征之一。“駕馭資本”是指運用各種力量,使資本運行、資本邏輯服從社會主義和人的發展,包括了利用和引導資本、防范和規制資本兩個維度。駕馭資本的實質就是要發揮資本的正面作用,規避或盡可能降低資本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第一,中國道路是一條利用資本(以及以資本為核心的市場經濟)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之路。現代性社會基本邏輯就是以資本為核心的市場經濟,當然它不僅僅指資本主義社會,也包括了跨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當代中國,兩者都需要“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發展。現代性文明的表現則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現代性文明的本質是物的依賴性,也就是資本的支配原則,它帶來了“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現代性社會無法擺脫“物”的邏輯,因為人的發展需要通過“物”的邏輯來實現。資本是生產的主體,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方式。中國道路的成功之處在于破除了反資本的蘇聯模式,不斷承認、利用和引導資本。在意識形態層面,中國道路不斷將資本、市場經濟、商品交換等從“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庫”中剝離出來,將它們中性化、工具化。在制度層面,中國道路不斷改革單一的公有制,承認非公有制的合法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終確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主張資本必須參與分配,建立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制度保障。在實踐層面,總體來說,就是培育和發展國內民間資本,充分引進國際資本。

                        第二,中國道路是一條規制和駕馭資本(以及以資本為核心的市場經濟)以服務于人民共同富裕和社會主義發展之路。資本的本性是狹隘的,它建立在對勞動的剝削和壓迫的基礎之上,不斷追求利潤最大化。以資本為核心的生產“是和構成整個這一發展基礎的那一部分人口相對立的”。以資本為最高原則的社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等問題。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中國道路必然在理論上對資本持批判態度。當然,這種“批判”決不是抽象否定,而是“澄清前提、劃定界限”。所謂“澄清前提”,就是要回答中國道路以什么作為社會發展的最高原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不在于有沒有資本、市場經濟,而在于以什么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最高原則。以資本為本的是資本主義,以社會為本、以人為本的是社會主義。中國道路承認資本,是經濟上的承認,決不是整個社會生活意義上的承認。所謂“劃定界限”,就是要明確資本運行、資本邏輯作用的范圍和界限。資本的界限簡單說來有兩個方面。一是“效果界限”。駕馭資本就是引導其發揮正向效果,這個“效果界限”就是“三個有利于”: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范圍界限”。資本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權力和實現自我增殖,必然盡一切可能使自身轉化為其他權力形態,尤其是政治權力。中國道路要運用各種力量把資本力量、資本邏輯限定在經濟領域內,防止資本向政治、社會、精神等領域的滲透與入侵,防止資本邏輯的過度濫用,使資本在國家意志、法治和道德等基礎上運行。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要求,正是對駕馭資本的政治表達。

                        超越了西方現代性邏輯

                        西方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以資本為核心的現代性模式,呈現出資本現代性邏輯。以駕馭資本為顯著特征的中國道路,超越了西方資本現代性邏輯,并在這樣的超越中,積極呈現出中國道路的獨特現代性邏輯。

                        第一,從發展理念看,中國道路超越了以資本為主導的發展邏輯,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資本增殖邏輯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主導邏輯、根本目標。中國道路超越了資本主導勞動的邏輯,堅持勞動主體論,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把解決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作為現代性發展的主線。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而非以資本為本)構成了處理發展過程中一系列矛盾的最高原則。

                        第二,從現代化的動力及作用模式看,中國道路超越了單一的資本驅動模式,構建了資本—國家—勞動(人民)的三元主體相協調的驅動模式。西方現代化本質是資本主導驅動的模式,用資本邏輯統攝生產和社會生活邏輯的作用模式,推動社會發展。作為后發型現代化,中國道路突出了國家權力在現代化開啟階段的動力作用。在現代化的諸多力量作用機制上,國家權力不僅起著“動力機制”的角色,它和勞動力量(作為實踐主體和價值主體的人民群眾)還必須起著像波蘭尼所說的“反向運動”的作用,也就是對資本、市場經濟不斷擴張而起著平衡和牽引作用。中國道路超越了“大市場—小政府”的模式,構建起“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新模式。

                        第三,從現代性的社會維度看,中國道路超越了西方兩極化的社會對抗的現代性模式,建立了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會和諧模式。在資本主導的現代性下,市場經濟必然會帶來貧富分化。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通過闡述資本的回報率總是高于工資的增長率,證明了貧富分化在當代的客觀趨勢。此外,社會撕裂、階級沖突與貧富分化相伴而行。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未來社會的“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中國道路堅持了以勞動者為本、實現共同富裕的生產邏輯。中國道路運用國家權力駕馭和引導資本,國家權力是資本—勞動之間的重要平衡力量,國家權力(以及意識形態等力量)可以引導剩余價值的分配與使用,使得剩余價值以民生建設等公共利益形式回歸勞動者自身,實現人的發展。中國道路還可以運用體現政府意志的經濟力量的公有資本,來確保社會主義現代性的生產邏輯。

                        第四,從現代性的“品性”角度看,中國道路超越了西方對內掠奪、對外殖民的擴張之路,開啟了和平發展的大國崛起之路。西方資本現代性的“品性”本質上是暴力的、反和平的,它建立在“霸權邏輯”基礎上,其主要表現在:一是資本對勞動、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與壓迫;二是西方國家對落后國家和地區的殖民與掠奪;三是大國之間的沖突與斗爭。中國道路的“品性”是和平主義的。中國奇跡背后的邏輯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人民群眾的艱苦奮斗,而非西方式的掠奪與殖民。中國道路不僅在起步階段,而且在成熟與發展階段都是和平主義的。中國道路超越了“國強必霸”邏輯,為民族國家的和平崛起、為維護世界和平提供了中國方案。近些年,我們倡導的“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無不證明了這一點。

                        第五,中國道路超越了“發展-依附”、“貧困-獨立”的抽象二元論,開創了“發展-獨立”型的現代化之路。長期以來,現代性一直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壟斷,“資本主義就是現代性的代名詞”。落后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只能做“兩難選擇”:一是走西方道路實現現代化,在國際資本和發達國家主導的“中心—邊緣”體系中實現“依附性發展”;二是與資本全球化和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完全脫鉤,實現封閉性的、低層次的發展。中國道路的成功打破了這一困境:一方面,中國道路是一條不同于西方現代性的社會主義現代性之路,它譜寫了現代化的中國奇跡;另一方面,中國道路擺脫了國際資本主義的依附,是一條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當代中國不僅避免了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而且實現了自身從世界邊緣到世界舞臺中央的“力量轉移”。中國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作者:唐愛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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